失了左耳的冒旋爷，在炕上昏沉沉躺了半个多月。伤口溃烂流脓，高烧反复，几次摸到了阎王殿的门槛。陈洼的婆姨们轮流照看，用艾草灰和不知哪里寻来的土方子，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。
能下地那天，他走到窑洞外，站在坡上，眯着剩下的那只右眼，望向老堡子梁。梁峁沉默，风声呜咽，那道深深的壕沟和远处的狐圈，在日光下只是些模糊的阴影。他抬手摸了摸左脸上那个皱缩的、凹凸不平的肉窟窿，没说话。
疼痛会长久地提醒一个人，而耻辱，有时能让人变成另一种东西。
伤好后的冒旋爷，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。他还是那个在梁峁沟壑间行走如飞的汉子，只是话更少，眼神更深，像一口望不见底的古井。他脸上那块疤，成了最硬的通行证。连最爱嬉闹的碎娃，见了他也会立刻安静下来，眼神里带着怕，更带着一种奇异的崇拜。
马家的队伍，后来也零星来过几次。但“没耳朵冒旋”还活着，并且似乎变得更难缠的消息，像风一样传开了。兵痞们再来，气焰总会莫名矮上三分。他们知道，在这片迷宫般的黄土塬上，对付一个不要命又熟悉每一道褶皱的“地仙”，代价可能远超几袋粮食、几头牲口。
冒旋爷的“厉害”，从此不再仅仅是为了自家活命。那豁出性命换来的威望，成了一种无声的责任。
他成了陈洼的“眼睛”和“骨头”。
秋收时节，他总是一个人在最高的梁上“拾柴禾”，一蹲就是一天。他的眼睛比鹰隼还尖，远远看见马队或不明来历的烟尘，便发出约定的信号——或是坡上升起一缕特别的、笔直的青烟，或是梁上某块显眼的大石头被挪了位置。村里人见了，便立刻停下手中的活计，粮食入窖，牲口进圈，妇孺钻进山沟里早先挖好的“避难窑”，精壮后生则拿起镰刀、镢头，散在村里，沉默地等待着。
他很少直接冲突，更多的是周旋。有次一小队兵来“借粮”，气势汹汹。冒旋爷不慌不忙，把几人引到自家窑里，指着空空如也的粮囤和炕上生病的老娘，嘶哑着嗓子说：“老总，粮食真有，我第一个交。眼下就剩这点谷糠，您要不嫌，连锅端去。我老娘怕是熬不过这个冬了，正好，黄泉路上，娘儿俩做个伴。”他说得平静，那只独眼里，却有一种让人心底发毛的光。那几个兵痞看了看家徒四壁的窑洞，又看了看他脸上那块骇人的疤，嘴里骂骂咧咧，最终空着手走了。
更多的时候，他靠的是对地形鬼神莫测的利用。陈洼村几条隐秘的沟道，几处看起来是绝路的崖壁，哪里能藏人，哪里能通到邻村，只有他和几个最信得过的老伙计清楚。这些路，不是走出来的，是在一次次与饥饿、土匪、兵祸的周旋中，用命“探”出来的。
他不再只是一个反抗者，更像一个守护者。他的勇气，从跳崖那一刻的爆发，沉淀成了日复一日的、沉默的坚韧。就像梁峁上那些最不起眼的柠条和酸枣树，根系死死抠进干裂的黄土，枝条扭曲却顽强地伸向天空，在每年残酷的春旱和冬雪中，为这片土地固着最后一点土，提供最后一点荫。
村里谁家遇上过不去的坎，会悄悄找他拿主意；后生们对婚事、对前程迷茫，也会在他蹲着吃烟的坡下，磨磨蹭蹭，听他讲几句硬邦邦却实在的道理。他不用讲什么大话，他脸上那道疤，他挺直的脊梁，就是道理。
人们不再仅仅把他当作“刀客”一样的传奇，更把他看作一棵能依靠的、长在塬上的“青松”。只是这松，是在雷火中烧掉了半边枝叶，却把根扎得更深、更牢了。
日子，就在这种紧绷的、小心翼翼的周旋中，一年年熬过去。老堡子梁上的草，黄了又绿。冒旋爷脸上的皱纹，也和梁上的沟壑一样，越来越深。
直到某一年，梁上的马蹄声，渐渐稀了，最终不再响起。风里传来的消息，变成了“变天了”、“解放了”。陈洼村的人们，慢慢从山沟里、从地窖里，彻底回到了自家的窑洞和院落。
冒旋爷站在坡上，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、不同于以往的喧闹声，久久不语。他摸了摸左脸的疤，那块肉早已麻木，再无痛感。然后，他扛起一把磨得锃亮的镢头，像村里每一个最普通的老人一样，走向自家的坡地。
仿佛那一切惊心动魄的跳跃、追逐、嘶吼与鲜血，都只是老堡子梁做的一个漫长的、关于风的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