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道变了。
老堡子梁上的夯土墙，在雨水一年年的冲刷下，又矮了些。梁上不再有骑兵踏起的烟尘，倒是多了些扛着红旗、唱着新调子的年轻人。陈洼村分到了田地，窑洞上的炊烟，似乎也直了些，旺了些。
冒旋爷还是那个冒旋爷。脸上顶着那块疤，扛着镢头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他把那身与马家队伍周旋的机警和悍勇，全数用在了侍弄那几亩薄田上。挖地，他能挖得最深；垒堰，他垒得最牢。仿佛要把从前用在躲藏和奔跑上的力气，都还给脚下的黄土。
新来的干部知道他的事，开会时请他讲讲。他坐在角落里，闷头抽着旱烟，半晌，才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用嘶哑的嗓子挤出几个字：“陈芝麻烂谷子，没啥讲头。” 再催，他便站起身，拍拍屁股上的土：“地里苞谷该薅草了。” 留下满屋子人面面相觑。
他不是抗拒，只是觉得，那些事，像他脸上这块疤，是长在自己身上的。疼过，痒过，如今木了。拿出来说道，像是晾晒一件浸透汗和血的旧衣裳，别扭。
只有村里的后生，在夏天的打麦场上，冬天的热炕头，还缠着他讲。这时，他会眯起那只独眼，看着梁上模糊的轮廓，偶尔说上几句。
“爷，那壕沟真有一丈宽？你咋跳过去的？”
“憋着一口气，想着跳不过就是个死。跳了，也就跳过去了。”
“爷，割耳朵……疼不？”
他吧嗒一口旱烟，烟雾缭绕着他脸上深刻的皱纹和那只残缺的耳朵。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问话的后生以为他不会回答了，他才缓缓说：
“疼。咋不疼。可疼过了，还得活着。”
他从不渲染自己的英勇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但“跳过去”、“还得活着”这些字眼，像烧红的烙铁，烫在听故事的少年心里。
后来，村里通了电，拉了广播。再后来，有人家买了收音机，里面唱着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。日子像坡下的溪水，静静淌着，有了新的声响和颜色。
冒旋爷老了。腰弯了，腿脚也不再利索。他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在日头西斜、不那么晒的时候，慢慢踱到老堡子梁的坡上，找块平整的石头坐下。一坐就是半晌，看着梁下自家的窑洞，看着村里升起又散去的炊烟，看着更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。
他不说话，只是看。那只独眼里，映着夕阳的余晖，深深浅浅，谁也看不出里面翻腾着什么。或许，他在看那些早已消失在风里的马蹄印，在看狐圈里那惊心动魄的一跃，在看更久以前，自己还是个精壮后生时，在这梁上梁下奔跑的影子。
有调皮的小孙子跑上来，拽他的衣角：“爷爷，你看啥呢？”
他抬手，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指，指向梁下那片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壕沟旧址，又指了指更远处那个早已被荒草掩埋的狐圈方向，最后，那只手指，轻轻落在了自己左脸那块暗沉的、皱缩的疤痕上。
“看……咱的根。” 他说。
根，就在这梁上，在这土里，在他身上。
终于，在一个平静的秋天，像梁上一片悄悄飘落的叶子，冒旋爷走了。没惊动谁。走前那天傍晚，他还到坡上坐了一会儿。
人们把他葬在了老堡子梁向阳的那一面。没立碑，只隆起一个普通的黄土堆，和梁上千万个土疙瘩没什么两样。只是位置选得好，从这里，能望见整个陈洼村。
下葬那天，村里能走动的人都来了。没有哭声震天，只有默默的黄土落下，覆盖了那具曾经跃过深渊、扛过痛楚、最终归于平静的躯体。一个当年听过故事、如今也已白了头的老伙计，铲上一锹土，轻声说：
“老哥，歇着吧。咱这梁，稳当着呢。”
风从梁上吹过，带来远处成熟的谷香。那风，和几十年前他纵身一跃时，耳边的风，没什么不同。
尾声
老堡子梁还在。
它沉默地横卧在那里，看着村庄里一代代人出生、长大、老去，看着窑洞变成瓦房，土路变成水泥路。春天，酸枣树在它身上冒出嫩芽；秋天，荒草在它身上染上枯黄。
年轻的孩子们在梁上奔跑玩耍，偶尔会指着那道浅浅的、几乎被雨水填平的旧壕沟问：“这是啥？”
最老的人，会坐在村口的石墩上，眯着眼，用漏风的牙齿，讲起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。故事里，有个不要命的汉子，能从这道沟上“飞”过去；有个被割了耳朵还不服软的“犟牛”，骂得追兵七窍生烟。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啊，他就成了这梁的一部分。你看，这梁，是不是特别结实？”
孩子似懂非懂，跑开了。故事还在风里，断断续续。
或许，在某个星垂平野的夜晚，如果你独自走过老堡子梁，静下心来听，除了风声，或许还能听见——那一声决绝的怒吼，那一道划破命运的弧线，和那句混杂着血沫、却比黄土更坚硬的嘶喊：
“驴日下的！耳朵给你爷下酒去！”
然后，一切重归寂静。只有厚重的、无尽的黄土，在星空下，默默承载着所有生与死，所有跳跃与沉寂，所有被遗忘的和被记住的。
这便是“没耳朵冒旋”最后的故事。他没有留下金银，没有留下功业。他只留下一个名号，一道疤，和一段在老堡子梁的风里，永远不会被彻底吹散的气息。
（全文完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