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洼村纪事：黄土塬上的四十年辙印
我家住在草峰塬的末梢，地名叫陈洼。这地名起得实在，一道大塬走到这里，气力尽了，地势一沉，便“洼”了下去，像老天爷在黄土高原上轻轻按出的一个拇指印。我们祖祖辈辈，就活在这个拇指印里，靠天吃饭。
八十年代的底色，是黄土与汗碱的焦渴。 那时节，农业是人的农业，也是牲口的农业。天刚麻亮，塬上就响起了吆喝声、犁铧破土的闷响，和牛马粗重的喘息。一架子车一架子车的粪土，从圈里拉到地里，全靠人的脚板和肩膀。麦子黄了，那是全村的大日子，弯腰、挥镰、捆扎，金黄的麦浪在烈日下倒下，人人的脊背上都结着一层白花花的汗碱。雨水金贵，旱塬上，人的心总跟着云彩走。雨脚来了，全家欢喜；若是过了时节还不来，那一声叹息，能压得整个塬都往下沉几分。那时的力气，是土地里长出来的，又一丝不剩地还给了土地。
九十年代的风，带来了铁器的生腥气。 不知从哪天起，“突突突”的声音，盖过了牛的哞叫。小四轮拖拉机，这个铁牲口，力气大，不吃草，成了塬上的新宠。犁地、拉麦、打场，它顶得上好几头犍牛。年轻人学得快，摆弄这些铁家伙，眼里有光。日子松快了些，至少人的腰，能稍微直起来喘口气了。可这松快是“半截子”的，化肥、种子、柴油，样样要钱。黄土里刨出的收成，换了这些，也剩不下多少。塬上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塬外——那模糊又庞大的“外面”。
新世纪的头十年，陈洼村被一股洪流猛地推了一把，踉踉跄跄地冲进了“机械年”，也卷入了“打工潮”。 大型收割机开上塬的时候，真是壮观，几天功夫，百十亩麦子就颗粒归仓。人力被彻底解放了，也“剩余”了。村里的精壮后生，像当年寻找雨云的候鸟，成群结队地西上、北进。建筑、工厂、流水线，哪里能挣到活钱，他们就流向哪里。春节一过，村口送行的队伍拉得老长；年关将近，带着大包小包和外地口音的身影，又让村子短暂地活过来。村庄成了“留守”的代名词——留守的老人，留守的孩童，还有留守的土地，在四季里默默轮转。电话线那头传来的声音，和汇来的汇款单，是连接远方与故土最细的血管。
转眼到了一零年代，挣回来的活钱，开始改变村的形状。 最明显的变化，是村里的新房少了，城里买房的多了。为了孩子，为了那句“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，一家人勒紧裤腰带，在县城、甚至市里，买下一个几十平米的房子。那是新的“家”，一个主要为了孩子上学而存在的“驿站”。于是，村里上学的娃娃越来越少，能听见读书声的，往往只剩下还没到学龄的幼童，和几只踱步的母鸡。村庄在物质上似乎新了些，柏油路通到了村口，小汽车也停了进来，但在精气神上，却像被抽走了一缕魂。热闹，只属于春节那十几天。
如今，站在二零年代的当口，新的课题沉甸甸地压了下来：婚姻，生育。 塬上塬下的年轻人在城里相遇，爱情不再局限于十里八乡。可婚姻的门槛，也高得像草峰塬的边。城里的房、路上的车、看得过去的彩礼，成了新的“三大件”。老人们攒下的，是汗珠子摔八瓣的收成；年轻人面对的，是钢筋水泥森林里的明码标价。结了婚，新的焦虑又来了。生，还是不生？生一个，还是两个？在城里养一个孩子，从奶粉、幼儿园到补习班，每一项都像一口深井，要填进无数的金钱与精力。年轻人脸上，有了他们父辈在旱年时才会有的那种愁容，只是这愁，不为天雨，而为未来。
这就是我们陈洼村走过的四十年。 从人拉牛耕到铁牛轰鸣，从固守黄土到走南闯北，从一心种地到为下一代的教育在城里扎下根须。每一步，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，也踏着自己的泥泞。
我们这辈人，用肩膀扛起了改革初年的重担，用脚板踩出了通往城市的打工路，又用毕生的积蓄，将子孙托举到了一个我们曾经无法想象的平台上。我们完成了自己的“使命”。
可回过头，陈洼村静静地卧在草峰塬的末端。土地还在，只是耕种的人，鬓角已白。老井还在，只是打水的人，步履已缓。学校还在，只是读书声，已渐不闻。我们像一群奋力将孩子送出巢的老燕，看着他们飞向远方的风雨与虹霓，自己则守着这旧巢，在黄昏里相互梳理着不再光亮的羽毛。
未来的路怎么走？ 没人能说得清。或许，当在城里扎下根的下一代，某天会想起塬上风的形状、麦浪的声响，带着新的知识和眼界回来，让这片土地长出不一样的庄稼。或许，陈洼村最终会像许多村庄一样，在时间里慢慢沉寂，成为地图上一个模糊的名字，只在游子的梦里，才清晰如初。
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走过的路，吃过的苦，做过的梦，都已经深深刻进这道黄土塬的肌理里。我们是用自己的骨血，浇灌了这片土地最后一代完整的、从播种到收获的四季轮回。
这就够了。
陈洼的“洼”，是地势的低处。但我们这代人，用四十年的光阴，活成了这座塬的脊梁。
这就是老农民
陈春2025.12.18